随着最新司法解释的出台，《人民司法》2024年第27期也刊登了题为《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下称“《理解与适用》”）的文章。该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执行人一般不会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才开始实施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这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难以追究的重要原因。[1]

同上文所言，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大量案件的执行难度显著增加。在常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早在执行阶段或裁判生效前就已经隐匿或转移财产，恶意逃避执行的情况屡见不鲜。更有甚者，部分行为人在相对方提起民事诉讼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其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其往往会利用诉讼程序尚未启动的时间差，提前着手转移财产。例如，通过虚构交易、虚构债务、赠与、低价转让等方式，将财产转移至他人名下，企图制造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以逃避未来的执行义务。此种拒执行为向前端延伸的趋势，在经济环境下行时期尤为突出。据前述，鉴于部分拒执行为已前置至诉前的现实情况，仅依据当前司法解释所采纳的诉始说来规制，无法充分保障特定案件中诉前拒执行为对应的权利人之合法权益。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特定类型的案件，探索适用诉前说以规制拒执行为显得尤为必要。

（二）审判实践：特定类型案件中采纳诉前说的情况逐渐增多

当前，已有多个判例体现在特定类型案件中对诉前说的采纳（如上图）。因实践中拒执行为前移的趋势已现，若这类案件中，拒执行为的起算时间不同步前移，待行为人成功转移财产后，原告提起诉讼已无实际价值，届时法院的胜诉判决也将因无法被履行而废为一纸空文。因此，在特定类型案件中，拒执行为的起算时间若能进一步前移至诉前，则是维护司法权威，保障当事人胜诉利益的关键一步。

《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前款所指诉讼开始后，一般是指被告接到人民法院应诉通知后。”

可见，《解释》已将拒执行为的起算时间前置至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也即符合上文所述的诉始说。据此，《解释》第六条已突破了生效说，即判决、裁定生效已不必然是认定拒执罪主观故意的前提条件。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对实践中拒执行为前置现象的积极应对思路。笔者认为，随着未来拒执问题新情况、新变化的涌现，不排除通过修法再次将起算时间节点向前界定的可能性。

当然，若再将起算点进一步前移至诉前，现阶段的确存在一定理论和实践困局，但笔者认为，在案件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依据诉前说来对拒执行为进行认定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诉前拒执行为认定的关键要件

在传统拒执罪的构成要件基础上，针对诉前拒执行为，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及裁判要旨，提炼得出以下核心认定标准：

1. 客观方面：首先，存在诉前责任承担主体明确的法律关系；其次，行为人从诉前阶段到执行阶段持续实施隐匿财产的行为；
2. 主观方面：行为人明知自己将来负有执行生效裁判的义务，且行为人转移财产的目的是为了逃避被执行。

笔者认为，对于符合上述认定标准的案件，即使拒执行为发生于诉讼程序启动前，亦可以认定为拒执罪。下文将通过分析符合上述认定标准的典型案例，更直观的体现上述构成要件的具体适用。

（一）裁判要旨

在《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提出，《解释》采纳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396号的意见，即在杨建荣、颜爱英、姜雪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中，郑建宏在给杨建荣夫妇提供劳务过程中摔伤，虽尚未经民事裁判文书确定杨建荣夫妇对此承担赔偿义务，但杨建荣夫妇在郑建宏摔伤后，已明知该侵权行为会涉及民事诉讼且其夫妇将承担败诉赔偿的义务，故杨建荣夫妇在诉前便与第三人串谋，将其房产抵押给第三人，以对抗之后判决生效后的法院执行。法院认为，行为人在尚未开始民事赔偿诉讼前即实施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以此对抗法院执行，较一般拒执行为的主观恶性更大。从时间上看，只要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状态持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且情节严重的，即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2]

又如刘某华拒执案，债务人刘某华早在2015年被债权人王某起诉之前，于2013年在其停止支付利息后的三个月内，将其与配偶共有的房屋赠与其儿子，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法院认为，尽管刘某华转移财产发生在民事诉讼前，但刘某华明知自身负有他人债务，仍通过无偿赠与的方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履行，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未如实申报财产状况，故其行为仍构成拒执罪。[3]

再如梅芯荣拒执案，梅芯荣与其妻子王静珍是在民事判决生效前离婚，但离婚时梅芯荣明知其尚有大额债务未予清偿的情况下，仍将其房产无偿转移给王静珍。法院认为，梅芯荣明知其败诉的可能性很大，从而转移财产，也能从客观上反映被告人梅芯荣具有逃避履行法院判决所确定义务的主观故意。[4]虽然梅芯荣转移财产行为发生在诉讼开始后，本案采纳的是诉始说，但其裁判要旨对于主观故意的认定，也同样适用于对诉前拒执行为，即若梅芯荣与王静珍系于诉前便离婚，并以同样手段转移房产，则同样具备拒执罪的主观故意。

（二）裁判要旨中关键要件梳理

经梳理，上述案例被告（被执行人）的行为模式通常如下图所示：

反映在构成要件上，则达到以下条件可能构成拒执罪：

拒执罪客观上要求行为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笔者认为，对于诉前拒执行为，在特定类型案件中，若从诉前就隐匿、转移财产并一直持续到执行阶段，则应视之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

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前，各方即已形成责任划分清晰的法律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已经通过合同约定、侵权事实或其他法律依据加以确认，并且在诉讼启动之前，已能够明确谁是责任的承担主体。例如，在交通事故纠纷中，若行为人显然属于违反交通规则一方，其必然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事故各方均有过错，则可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时锁定责任主体。类似侵权案件也可适用上述结论；若是民事借贷纠纷，则责任主体可以从债务人在未归还本金又停止付息时锁定；若是合同纠纷，因责任划分更为复杂，通常只有在被告明显违约或明显无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且原告掌握关键证据时，对这类案件拒执罪的认定才更有优势。